11月8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刊登题为《Biden’s Shipping Agency Nominee Could Prove Crucial To U.S. Climate Change Plans》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不重视发展本国航运业，提出新一届美国总统拜登要实现其“气候行动计划”，就要抓住全球绿色航运发展机遇重振航运业，而重振航运业的关键在于美国海事管理局（MARAD）局长的人选任命。（此前，拜登在竞选时公布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出要投资2万亿美金用于推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重建。）以下为本文的核心观点编译。

一、为何要重振美国航运业？ 

1、美国航运业落后于其他行业

航运业是全球二氧化碳等有害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来源之一。如果把航运业看作一个国家，它的排放量位列世界第六，超过法国和德国。在如此巨大的排放量下，航运业却在低碳道路转型方面落后于其他运输部门(如道路、航空)，况且这些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现。改变全球航运对达成地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美国需要在航运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2、美国重回领导地位的机遇
  
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然而到二十一世纪，美国航运业昔日的荣光不复存在。如今最大的造船商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引领航运业的新电力革命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主要有日本的商船三井(MOL)、川崎汽船( KLine)和日本邮船(NYKLine)，中国的中远(COSCO)，丹麦的马士基 (Maersk)，法国的达飞轮船 (CMA-CGM)， 德 国 的 赫 伯 罗 特 (Hapag-Lloyd) ， 以 及 地 中 海 航 运 公 司 (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等欧洲航运公司。
不过，多亏美国海军，美国在联合国航运机构——国际海事组织(IMO)中仍保持着“A级”评级，但美国海军近年来在提升全球航运安全或环境标准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随着世界向低碳方向发展，未来10年全球航运的变化将超过上个世纪的总和。就像埃隆•马斯克(ElonMusk)等许多企业家发动的电动汽车革命，这是美国航运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全新机会。美国航空业也在发生类似的洗牌，新兴的无人机技术出现，风险投资催生了大量脱胎于美国大学的初创公司，他们正在颠覆传统的大型厂商。美国要想在海事领域取得更大的自主权，船队电气化是基础。（Greater autonomous capabilities are just another layer to add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he vessel fleet.） 

3、出于卫生和种族问题的考虑

从卫生和种族维度来说，美国航运业的改革意义重大。美国大多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都在港口附近，那里有大量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聚集。奥克兰、洛杉矶、新泽西、巴尔的摩、乔治 亚州萨凡纳、休斯顿、查尔斯顿、斯托克顿等地的港口是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社区糟糕的卫生数据统计情况与美国海事(航运)部门的管理直接相关。 

美国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城市，其中 70%来自卡车(公路货运)。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有卡车等公路运输的十分之一，航空运输的百分之一。因此，美国应将长途运输从公路和空运转向铁路和海运，这个转变非常重要。

目前，航运业使用的燃料是污染最严重、最有害的燃料，每年在世界各地造成数十万人的严重健康问题，并导致多达九万人过早死亡。一方面，航运业使用的燃料是石油精炼过的剩余燃料，这种燃料会产生过量的二氧化碳和高硫。航运业产生的污染物会导致许多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港口城市哮喘发病率更高。另一方面，航运行业自我改革的速度历来很慢(比如，甚至对是否使用低硫燃料还未能达成共识)。 

在更远的内陆地区，美国的水运网络历来投资不足，需要大量检修。我们可以使用更清洁、更安全的电能和自动化船舶将其彻底升级。

4、美国航运业落后于其他国家 

美国在全球航运创新方面已经落后。目前，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在替代燃料和渡轮船队电气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正在测试大型电动货船。
鉴于美国在电动汽车、无人机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能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前几届政府为何不尝试通过创造内需来刺激美国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实在是让人惊讶。 

重振美国航运业还可以开拓美国过去半个世纪被空运物流和公路货运忽视的大片地区。为了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来，改革航运业是重建更好的美国的一种刺激手段，正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大获成功。

二、海事管理局局长的角色定位 

约翰·康拉德(JohnKonrad)认为，美国海事管理局局长有些权利近几十年来都没行使。如果有合适的人选，从现在开始这些权利可能成为美国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的工具。在过去几任总统的领导下，这个职位多年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根据法律和法律优先权，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时代，海事管理局是国防的第四分支，其权力超过了五角大楼、立法和司法部门。海事管理局局长不仅仅是像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局长这样的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更是美国商船队的指挥官，是一名四星上将。严格地说，海事管理局局长拥有其他分支机构或服务机构所没有的权力，不过这些权力从来没有行使过。事实上，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一位海事管理局局长穿过他们的四星制服。 

海事管理局局长的职位不仅要监督向绿色航运业的转型，还将对美国国家安全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海事管理局局长负责国防工作中的战略海上运输，包括国家备战、动员、训练美国商船队等一系列工作。作为四星海军上将，海事管理局局长能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卫生局局长类似。在国内和国际航运政策方面，海事管理局局长都将发挥关键作用。

三、新任局长的五项重要决策 

拜登-哈里斯政府需要确定几个战略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将指导新的海事管理局局长工作。以下是新任海事管理局局长在上任100天内需要做出的 五个重大决策。

第一，加强联邦政府对航运业的协调 

海事管理局局长需要协调几个主要的联邦机构，还得有老练的头脑应对海运业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联邦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的六大联邦部门包括:
•（1）交通运输部—需要就如何将货运从公路和空运调整到海运，以及对可持续基础设施所 需的投资进行战略性讨论。 
•（2）商务部—商务部有权制定各种环境和贸易关税。隶属于商务部的联邦海事委员会(FMC) 是肯尼迪总统建立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监管美国的海洋贸易。美国海洋管理局(NOAA)也 属于商务部，是海事部门重要的研究合作伙伴。
•（3）国务院—需要突出航运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国务卿蓬佩奥就提出了航运事 件(例如，如果也门近海的油轮事态进一步恶化，可能会破坏国际航线)。同时,海事管理局 局和美国国务院需要紧密合作,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场合，发挥美国的影响 力，以推动全球航运业向更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4）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岸警卫队是唯一一个拥有完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联 邦机构。他们拥有军事力量，能强烈影响美国在国际海事组织的投票。
•（5）五角大楼—新冠疫情揭示出五角大楼依赖着有效的战略海上补给。五角大楼是唯一一 个拥有可自由支配预算、能在两党支持下动员大规模的海运行动的机构。因此，对于新的海 事管理局局长来说，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席位非常重要。 
•（6）卫生和公众服务—由于我们对待海洋的方式，许多较贫穷社区的人们经历着不必要生病和死亡。我们要非常重视海事部门对沿海社区的影响。使用更可持续的燃料也很重要，这 将刺激美国农民持续种植与可持续燃料相关的作物。净零碳排放意味着航运业的燃料从生产 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是零碳排放。全球航运目前有四种可持续燃料选项:氨气、绿色氢气、 电能和液化天然气。

第二、建设数字化物流体系 

未来4年，美国有必要将物流完全数字化，并打破数据孤岛，让人们了解商品如何在全国各地运输。亚马逊(Amazon)等大型电子商务公司的快速发展已经表明，数据对交通基 础设施的高效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医疗保健改革由于数据隔离(ring-fenceddata)陷入停滞。运输(尤其是航运)也面临着 类似的风险，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试图限制数据共享，以掩盖他们对全球航运产生的危害。 
交通运输业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全球污染物来源，因此，严肃对待气候危机的拜登-哈里斯政府需要把交通运输问题放在首位。如果没有正确的数据，运输业就无法管理，而如果数据是私人持有且被看作一种机密，那么管理运输业就更不可能实现了。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化物流新模式，在很多方面这类似于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新的海事管理局局长必须要有这个关键能力。

第三、增加对海事初创企业的研发和风险投资 

风投所支持的新兴科技初创公司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创造了美国大多数真正的有突 破性的创新技术。为了保持这一创新引擎继续运行，我们需要加大对开拓性新技术的研究、 开发和风险投资。
同时，我们需要的不是让官员们自己挑选获胜的技术方案去支持，而是明智的投资策略。广泛的投注使许多潜在的技术方案都得到财力支持，最终让市场选择获胜一方。 

第四、重新培训美国海事劳动力

我们需要加大对海洋研究学校、项目以及联邦的(美国商船学院)、州立和地方海事学院 的支持力度，来支持和培训我们的海事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局长要需要做大量工作解决长期以来部门内部系统性性别和种族问题。 

第五、缔结国际条约

海事管理局局长需要和国家密切合作，成为航运部门的全球大使。美国以多项海洋污染条约走在世界前列(如《清洁水法》、《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在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事件后通过的禁止单壳油轮的《1990年石油污染法案》、内政部与船东互保协会谈判等)。美国的经验和立法可以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标杆，以代替联合国航运法律。美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条约和世界各国进行重要外交活动，鼓励其他国家的海洋法与美国这种更安全和更可持续的海洋法相一致。